基于数据处理和算法决策的技术系统构成一个代码所控制的逻辑闭环，当事人无法参与到这一由行政和技术合一的权力作用过程中，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接受将要到来的命运，而不是参与其中并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
二是女权思想的言说和行动中女性为人与国家之间的张力。核心观点可整理为三：第一，将男女关系与国际政治类比。
1902年（即光绪二十八年），马君武通过少年中国学会发表了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下文记为女权篇），该文是斯宾塞《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1851）第16章女性之权利（The Rights of Women）的中文翻译，与达尔文社会进化论的中文翻译合编。[3]近年因新情势层出，女性权利逐渐获得更多讨论空间与必要。{11}（P.4） 金天翮呼女权、鼓革命，意在为了国家未来而重塑中国国民。【参考文献】 {1}臧健：中国大陆近年中国妇女史研究之概况，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5年第3期。马君武在翻译中还将选择过的密尔女性论与当时欧洲社会主义党纲中男女平等的内容进行嫁接。
[10]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女性研究的发展，参见谭深：妇女研究的新进展，载《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5期，第66-74页。[23]关于金天翮《女界钟》的文献汗牛充栋，多与本文核心论点无直接关联，在此不作赘引。参见宋小海：《论法律监督的概括性意指》，载《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检察机关同时也要接受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监督，以保证检察机关正确行使法律监督的职能。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明确指出，检察监督职权限于程序性权限，而不涉及最终决定权。[43]虽然有学者试图为法律监督的制度特色进行辩护，但无论是将其正当性理由归结为中国检察制度的政治地位，[44]还是将其归结为法律规定[45] 监督功能和目的，[46]抑或是打着反对西方制度的旗号，[47]由于没有触及到法律监督的基本原理，都无法自圆其说和获得学理上的普遍认同。制约行为与权力行为一般具有同时性，时效性较强。
行为面向指向行为本身，其属性问题指向何种性质的行为。在形式上，西方法律监督以分权为特征，是一种‘内置型监督，限制权力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监督形式，作为独立部门的检察监督也是以特定法律效果为前提的。
法律监督作为一项制度，毫无疑问会因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具有某种制度特色，但无论如何，任何制度都有其合理的制度内核和基本的价值目标追求。[31] 三、权力视角下的法律监督及其理论困境 如前所述，围绕监督的本源含义对法律监督展开的学理讨论，让我们看到了监督的中国传统集权文化基因——权力控制和约束。西方法律监督从古希腊继承下来的传统是，权力和权威只有受到有效制约才是合法的。二、围绕监督内涵的历史挖掘及学理展开 进入21世纪，针对法律监督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开启了对监督内涵的历史挖掘。
[42] 参见蒋德海：《坚持法律监督的宪法原则——监察体制改革以后我国法律监督的趋向思考》，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也就是说，权力行为符合法律并不意味着符合民意，即便没有违反宪法和法律，如果人民对其结果不满意，仍然进行政治监督，并使之承担政治责任。[40]难怪经历了20多年的讨论，至今仍无任何共识可言。这种基于法律责任追究的合法性监督或法律控制，都与法律的正确执行和司法适用有关，其最终的归宿是司法居中裁判，以维护民主法治的尊严。
然而，围绕监督监督权的本源含义的历史考证，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制约与监督的概念关系的讨论，并没有让理论界止戈息争。这一经验与反思，印证了法律监督从防止权力的异化向防止法律执行与适用的异化的历史性跨越。
也许，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能够探究出法律监督的本质内涵，走出现有研究的误区，更能为法律监督和权力监督的界分提供可行的解释方案。门中敬，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院（威海）教授。
表面上看，在不考虑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的情况下，这种认识上的一致性使得法律监督的内涵得以基本确定，即法律监督是一种针对违法行为、法律的执行与遵守或狭义的法律的实施的监督。按照整体决定局部的认识论，检察机关的全部检察职能都具有法律监督的本质。第三，法律监督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律的执行与遵守。[9]在法律监督的对象问题上，理论界也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法律监督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34] 参见章群：《法律监督应兼具行政、司法的部分属性》，载《学术界》2016年第2期。而法律监督机关的表述，首次出现在196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工作的试行规定（修改稿）》中。
到1975年，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被废弃，其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即便法律监督权是法律监督的本质属性问题，也不能由此遮蔽了对其他问题的深入讨论。
参见曹呈宏：《监督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参见王桂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56-79页。
[16] 自秦至清，行使监督权的御史组织独立于行政权之外，御史官员则秩卑权重，这成为中国古代监督权制度的显著特点。[76] 同前注[43]，秦前红文。
[6] 197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正草案》。[9] 参见邵诚、朱继萍：《论我国法律监督的概念》，载《法律科学》1991年第3期。与这两种责任相对应的监督，分别为政治监督（主要是代议机关的监督）和法律监督（主要是司法机关的监督）。《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及部分法理学教科书中就持此观点，如法律监督的客体是立法、司法和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
其中，权力机关赋权说、混合型权力说、独立权力说、最大公约数说等，都试图阐释一个问题，即法律监督权的独特性或独立性。[2]其后，在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各级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执行程序的说明》、1958年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所作的《关于第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的总结》、1962年《一九五八年以来检察工作的基本总结》、1962年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在第六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适应形势，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扎扎实实地做好检察工作》、1963年《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情况的说明》中，皆提及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法律监督等同于对公权力的监督，即权力监督。如有学者认为，由于没有明确区分监督和制约，导致法律规定中存在互相监督的现象。
从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制定及相关立法解释来看，我国法律监督的目标既包括维护法制统一保障宪法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也包括法律的执行和遵守，这种目标设置具有逻辑体系上的一致性（前苏联1936年宪法并未规定法制统一，也未规定遵守宪法）。但是，在针对犯罪行为的法律监督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各自行使程序性的权力，并通过分工制约的方式实现其监督的目标。
如权力监督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种权力制约。这些学理论说，除少数成果采纳现代权力划分的理论，更多的是为了论证的需要，选择拿来主义。[54] 参见宋小海：《法律监督考》，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3期。在法律监督的内容上，我国理论界早期的意见比较一致，通常将法律监督的内容界定为法律实施或法律统一执行与遵守等。
近几年来，又有学者关注到法律监督的内容这一核心问题，如有学者在讨论法律监督时，将法律实施的活动属性作为界定法律监督的重要依据，并据此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划分为行政检察监督和诉讼监督两种类型。制约通常以决定权为基础，而监督通常是以建议权为基础。
该阶段开始强调人民检察院的一般监督职权，强调为人民民主专政服务。197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正草案》的说明中进一步指出，修正草案仍然确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往往用法律监督（德语UberwachungdesGesetzes）来形容检察对警察乃至其他司法人员的法律控制的职能。[48] 例如，针对检察监督属于诉讼监督的观点，张智辉指出：从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的需要看，检察机关的监督也不能仅仅限定在诉讼活动上。
